Being there，
已經是對被捕人的最大支持。
～ Johnson 楊政賢
楊政賢在728參與中西區遊行後，被帶到像「蒸籠」的葵涌警署停車場拘留二十多小時，他以打坐渡過時間。楊政賢為香港大學人權法律碩士及現屆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執委，他在本文分享他自己如何面對警察濫權，以至整個社會該如何面對這場生命的創傷。
訪問 / Amanda 文 / LingChu 短片製作 / 月球上的人
反送中運動進行至今已有過千名人士被補。有關警察濫捕、濫權的報導俯拾即是。在運動開始之前，一般市民與警察「交流」的機會甚微，然而這數月市民被警察截查甚至拘留的機會忽然大增。正因如此，楊政賢認為我們要做好心理上和知識上面對警察的準備。我們身邊亦多了被拘捕、甚至面對刑責的人，我們亦需要學習如何一起面對。
面對警察濫權，更要清楚自己的權利，越仔細越好
「畀四五個警察圍住，其實都會幾驚嘅，咁但係喺嗰啲時候最重要就係記住 ，其實警察係冇你乎嘅。」
楊政賢說，面對警察是一場心理戰，示威者對法律的認知提高，警察也會不停「進化」。要記住由被截查的第一句開始，博搏奕已經展開，必須分秒也沉著應戰，才對自己最有利，或是把法律上的不利減到最底。他說，基本上大家發夢也會袋定幾句口號「我冇嘢講」、「 我要見律師」、 和「我要投訴你」。但是只知道這幾句是不足夠的。不少示威者低估了現場的壓力，很容易失去方寸，「例如警察會嘗試去擾亂你：『喂！』佢會執起地下個頭盔跟住問：『呢個係咪你㗎？揸返住啦！』，當有人叫你「揸返住」嘅時候，即時嘅反應好難會係：『我冇嘢講啊』咁。」這些情況，必須有足夠的心理預演，不要中計。楊政賢的方法是不斷催眠自己：「你係冇需要去答任何嘅東西」。
現在警察很喜歡去用「阻差辦公」去威脅示威者，要求示威者配合一些他們未必需要進行的動作，或回答問題。楊政賢說先要解除一種「警察指示一定要跟」的心理枷鎖，而建立這樣的信心，對法律充分了解十分重要。比如若然被指「阻差辦公」，要清楚如果你只是在說話，而沒有行動阻礙警察，是不能構成「阻差辦公」，因此對市民可以更堅定地對自己應有的權利提出質疑和發問，至少警察面對著相對熟悉對法律熟悉的人也會收斂一點，他們也擔心被你追究。
陪伴親友面對被捕後的恐懼 以生活瑣事去being there
當一個人被捕以後，會面對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恐懼，面對法律程序，一個人原來生活的常規一下子被打斷或改變，會帶來很大的恐懼和壓力。這些未知之數，好多時是恐懼同孤立感的來源。被捕者第一時間未必會想到判刑等大後果，很大部分的壓力是擔憂當下的生活問題，「有時嗰啲嘅被捕人，佢未必係驚冇咗左自由，佢反而係驚『咁我份保險點算？』『我隻貓點算？』如果你作為佢嘅朋友能夠去幫佢解決呢啲生活瑣碎事，其實嗰個人都會相對安穩。」這些「碎事」其實就是很強的陪伴，可能只是幫他交了一份表格，已為他解決了很大的壓力。
壓力是積少成多的，楊政賢說比起與被捕人士討論案情，了解他們生活上有甚麼微細的需要更加重要，「因為可能佢已經有很多律師在處理，或者已經係法律程序纏擾住，你無需要去提番起佢面對嘅一啲困難面對嘅一啲未知之數係咩囉」。談論生活瑣事，分散他們的注意力，小事上幫得就幫，不論實際和心理上也是很好，也是能夠做的支持。
面對運動創傷 我們都需要重新發掘自己
「喺一個咁大嘅運動裡面，尤其是催淚彈、開槍，呢啲唔係日常生活裡面我哋可以遇到嘅東西嚟嘅，咁所以係一定會對我哋生命造成創傷。」大概在經歷了這場運動以後，大家都回不到從前的生活，然而離開抗爭的漩渦，我們又應該去哪裡呢？這個問題我們都需要認真審視自己。
楊政賢有朋友在被審判之前去學佛，嘗試抽離自己去一個離開社會運動遠一點的地方，與家人或朋友多點相處，或者嘗試以前沒有的興趣。其實這不一定是被捕人士才可以做的，大家也不同程度承受分享著這次社會的創傷，「當一個人喺運動嘅漩渦裡面，就一定好似畀一啲嘢捉住，一定要去貢獻，一定要繼續做，要多做你先至可以貢獻到個運動，令到好多人其實佢就冇去了解到自己嘅需要係咩。」
創傷會讓我們失去原有的節奏、價值，甚至世界觀，同時也是我們轉化，建立新價值的機會。「呢次運動未完啦，大家都係繼續走落去，繼續上街，但當運動開始慢慢緩和甚至有一個結果之後，咁其實大家可能可以選擇pickup另類嘅興趣，我覺得係重新發掘自己。你會發覺原來你係good at something else，或者你有好多未發掘到自己嘅空間。」楊政賢說：發掘自己的需要，是治療創傷的開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