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Remembering 2021】我們怎樣重新組合起來? 黑窗里:一場逾十年的「我們」實驗

主持/ 小曹、ruby

受訪者/Nata、Yentl、陳寧、Denise(黑窗里成員)

整理/ 吳芷寧

編輯/ 山地

一班人聚合起來,共同生活或工作,建立社群或組織,總希望其運作方式,能夠反映彼此的信念、價值、願景,跟所追求的表裡一致,有integrity。

但現實是,推動改變不易,再加上日復日的組織工作,我們好容易墮入舊有模式——僵化官僚、中央集權,由上層決定下層執行、按職級分配資源。結果,人人「專業」地像齒輪運作、壓抑情緒,甚至彼此剝削。

當推動民主的組織變得不民主、宣揚平等的團體不平等,事情或組織的運作與理念越來越背道而馳,結果有人失望離開,留下的則失去熱誠和動力。

有辦法嗎?

香港有班朋友,因不滿市場邏輯對人的宰制,做了近十年的組織實驗,沿途摸索一套共同工作——應說生活——方式。2011年,他們於中環匯豐總行的「佔領中環」行動開始聚合,清場後遷至油麻地,改以食物為媒介連繫人群。這組合有許多名字,因應不同的聚合形態和契機而變身,曾喚「蘇波榮 So Boring」,後易名「德昌里」,今年再改為「黑窗里」。

有別於較有層級關係和制度化的組織,「黑窗里」本身更似一個有機社群。他們選擇了以「合作社」形式存在,沒老闆上司的分層架構,彼此非僱傭關係,沒合約寫明對彼此的職責要求。而是一行十多個意識形態相近、志趣亦相投的好友,在go with the flow地摸索可支撐起彼此生活的東西。

他們曾引一句話:要創造的是「我們」,而不是勞役我們的東西。十年來,他們如何地重新組合,創造新的「我們」?且聽現時15位成員中的四位,Nata、Yentl、陳寧、Denise,分享他們一路走來的摸索。 

11個月共同創造的生活

11個月共同創造的生活

每一個組織,都有他們走在一起的故事。故事的開頭,是初心所在,往往是決定性的。

黑窗里的出現,源於2011年浩蕩的美國華爾街佔領運動。其時發展主義在香港仍是主旋律,仍有數十人響應運動的全球呼籲,承接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,發起了一場社會行動,在象徵金融霸權的核心地區中環,匯豐總行的底部,搭建帳幕,共同生活了11個月。

這11個月大致奠定他們的相處模式。那時,他們晚上常圍坐討論,反問金錢、工作、學習的意義,思考如何抗衡資本主義,討論藝術和創作;中午則開會處理日常實務,如誰煮食、洗碗、掃地等;亦有到外面聲援罷工、認識勞工團體等。當中有人早於反高鐵運動時已相識,亦有在現場加入,或放學放工後過來參與。那時的香港仍有較大的空間,容許他們在規範的日常外創造生活可能。Yentl、陳寧、Denise,都是這時期已參與社群的成員之三。

至被清場後,2012年,他們沒解散,想延續行動,遂遷至油麻地一條叫德昌里的掘頭小巷,借用了朋友租下的實驗空間「油麻地德昌里二至三號鋪」,在那裡煮飯、讀書、圍爐,間中辦社區活動,如放映會、以物易物等。再到2013年,他們有機會在附近跟其他單位共同經營宵夜串燒店「蘇波榮」,後來其他單位退出,他們遂易名「德昌里」,以素食合作社的形式繼續經營,實驗自由定價、共同決策,至2020年結業,今年再在深水埗籌備開新店「黑窗里」,重新上路。

那些年,在小巷裡的這另類食堂,佔據街上一偶,食客會自行挪移桌椅到店外空地,走進狹小的廚房下單、自行拿餐具,享受小店獨創的、配搭奇異又好吃、款式既國際又本地的素食菜色,再決定自己要付的價錢,曾是很多人的獨特回憶。

維繫十年的經濟和關係實驗

維繫十年的經濟和關係實驗

無論是蘇波榮或德昌里階段,這班人的核心理念,都是想顛覆主流經濟所框定的關係模式,開創新的可能。十年來,他們試過好些重訂價值的經濟實驗,其中以食物自由定價、收入按需要來分配,最為人所熟悉。

Yentl解釋,自由定價,是因為不想交由市場去決定食物的價值,所以交由客人自己去思考價值,自己負擔到多少?會想放多少心力去讓這空間可經營下去?「就等來食飯的人一起矛盾一下吧。」中五已開始茹素的Nata補充:「要出去吃到有營養、飽肚的素食,總是挺貴的。」當時成員都窮,也就有顧及基層的考慮。實驗過程中,試過有人吃件多士後放下五百元,亦有人常來吃但總付很少錢。

至於按需要分配收入,素食合作社賺到的其實不多。間中他們還會為其他更弱勢的社群籌款,有時成員前往行動現場,如支援碼頭罷工,支持面臨逼遷的橋底無家者,參與反對東北發展運動,舖頭又會關門數天。但每當交租後仍有盈餘,他們就會將盈餘先平均除開,再按各人需要調整,而非按時薪分配。如賺一萬元,分十人,各人便預算大概各有一千。若有人那陣子較拮据,可提出多取;另有人那陣子有其他收入來源,自覺較闊裕,可主動取少些,按需要調整。整套模式,以需要為本,在在讓人重新審視「多勞多得」的必然性。

他們說,經濟實驗要「work」到,除了理念要堅持,更重要的是成員間深厚的信任和默契。是故這些顛覆的實驗也是關係的考驗,他們對應的不二法門是「有什麼都可以拿出來傾」。Yentl表示,即使各人都有財政需要,但都會自覺地考慮其他人的需要。因著成員關係友好,有時不當值的日子都會回舖頭「打躉」,部分成員更是一起共住,實際上都大致了解對方近況,較容易在對方有需要又羞於多取的時候,主動相問。試過有成員該月當值日數很少,卻想多取,也沒解釋,其他成員不解,就直接追問。主要在店舖當廚師的陳寧便表示,實際上,多年以來,他們從沒試過平均除開收入。

如此走過八個寒暑,問他們,持續下去的動力何在?Denise爽快回覆,「因為真係太想見到對方」。「煮食是大家喜歡的,其他人又喜歡來吃,那就繼續落去吧。」除了成員之間的關係,他們亦試過臨近交租日子,當月收入太少,他們在Facebook求救,又真有客人趕來用錢支持。陳寧道:「在廚房,你是會feel到那空間不只對我們好重要,對其他人都重要,是有份力量的。」

小小的舖,支撐著彼此。去到2019年,社會運動熾熱,全城情緒持續臨界,Nata記得當看見有人來店舖,他們和朋友傾計的表情,或是放鬆開心,或是淚流滿臉,「見到這空間可讓人聚腳,『hur晒』些負面情緒出來,那刻覺得這地方是挺重要的。」是每一個真誠的臉孔教他們堅持至今。

惟因著各種原因,幾番討論之下,他們於2020年決定結束營業,各自找工作儲錢,等待條件和時機成熟,今年中再覓址開新舖。

建立共同決策的文化

建立共同決策的文化

回首,這實驗持續多年,與其說是團隊預先計劃好的策略方案,更多是go with the flow的摸索。比如陳寧便指,他們最初不過是自己喜歡煮食,打算煮多些給更多人吃,也沒信心真會有人前來付錢光顧,僅打算短期試驗一兩個月。後來設自由定價也是因為廚師開始覺得日日煮幾款食物太悶,想多煮不同菜色,才開始思考價錢的問題。

那如此流動,一路走來,這班人是怎樣做決定的?

實驗逾十年,黑窗里開過無數次會議,做過多個大小決定。他們當中沒老闆上司,沒話事的領袖,採用的是「共識制」,所有人都有權力參與決定,即「即使得一人反對,都會繼續傾下去,傾到對方OK為止」,陳寧解釋。

陳寧憶述,早在佔領中環時期,他們已有意識借用「直接民主」的原則。比如會前先決定會議要討論什麼,定議程,排討論次序,若有人壟斷發言,會互相提醒,讓少發言者優先,鼓勵發言前舉手,別打斷對方等。「後來發現,用這些protocol開會真是開得順些㗎喎。」到後來,隨著默契建立,他們就沒跟循具體程序了,只是取其精神。

最重要的精神,Yentl指,是想大家都覺得自己有分,感到自己「是群體一分子,說的話都是matter的」。「就算最後事情不是這樣(按我自己想法進行),但知道自己的意見是有人聽的,那對一班人是很重要。當你感受到這份重視,都會對其他人給予相應的重視。」

既是精神,便很仰賴成員共同維繫。而的確,他們表示,近年開會,儘管沒說得明白的分工,但各人都會有意識地補位,盡量敏感各人的想法和感受。如會上留意各人神情,有否眉頭深鎖,欲言又止;同時也要給予空間,意識到不是人人都能即時回應,有人需時間消化才表達到真正感受和想法;較細項和趕急的事情,有人會幫忙設死線免拖延太久;表達了強烈想法和情緒的人,會被追問背後更深層的顧慮。在開會以外,他們亦常常花時間溝通了解。

Denise指,那過程都是想減少因為做了怱促決定,後來成員「唔own」,最後又得重新再傾過的反複狀態。Yentl則笑著補充:「那現在要『翻炒』再傾的都多嘅,你的想法會隨著試下去而改變的嘛,所以群體其實要容許這些『翻炒』的空間,錯了也可以繼續錯落去。」

共同決策,成員各自補位照顧他人需要,又有份開放,go with the flow,這些慣性,可謂已然成形也還在經營中的黑窗里文化。

  • 先決定會議要討論什麼,定議程,排討論次序
  • 若有人壟斷發言,會互相提醒
  • 讓少發言者優先
  • 鼓勵發言前舉手,別打斷對方等,每人說的話都matter
  • 較細項和趕急的事情,有人會幫忙設死線免拖延太久
  • 盡量敏感各人的想法和感受,如會上留意各人神情,表達了強烈想法和情緒的人,會被追問背後更深層的顧慮,務求知道每一個人的意願
  • 翻炒再傾,因為不是人人都能即時回應,有人需時間消化才表達到真正感受和想法,在開會以外,他們亦常常花時間溝通了解

以「100%transparency」迎向衝突

以「100%transparency」迎向衝突

那當遇上分歧時又怎辦,怎樣在衝突中依然落實到重視每個人的精神?他們談到較新近的兩次經驗。

2020年店舖結業,是社群的重大決定。考慮包括跟政府部門周旋甚費力、疫症下生意欠佳,還有店舖的空間限制。店舖除了面積小之外,若客人要到樓上的info shop看漫畫圖書,得穿過廚房,甚不方便,亦阻礙了本身想營造的開放感覺。那時,他們開會討論了好多次是否應結業,還是先找新舖,無縫交接;在找新舖上,也考慮過留在原區還是另選址工廈。期間有成員極不捨得離開,陳寧是其一。

那怎樣面對有反對意見的成員?Denise笑道「都係給多些時間他接受」,Nata則說「給多些愛和支持他囉」。對陳寧來說,他最後願意放手,除了接受了現實是大家都窮,惟有結業找工作才儲到錢,更是有機會表達那份不捨,看見和確認到彼此的感受,知道大家都珍惜這些回憶、這個一同長大的地方。Yentl則指,過程中需要承認各人加入的年月不同、對舊舖感情的深淺不同,而大家感受到的發揮空間和限制也有別。後來大家討論到對新舖的想像,如可以多搞show搞展覽,想到結業也是move on的一步,也就較接受結業的決定。確認共同,也確認差異,再在這基礎上想像將來,是他們應對分歧的嘗試。

另一次更激烈的衝突,則是他們在籌劃新舖期間對外眾籌資金,拍了宣傳片段,其間有成員對某幾幕影像的呈現手法有極強烈意見。片中有一幕,是一位穿黑衣的人走入放映場地卸裝更衣,成員激動質疑,那豈非會讓跟我們立場不同的人感到被排拒?新舖是否這樣不開放?討論中成員越發情緒激動,卻總說不清顧慮,甚至表示之前都無人重視自己感受,而各人情緒亦開始翻滾起來,開動防衞機制,差點就要動起手腳來。

Denise表示,談到最後,「撩」到對方內心才終於意識到,成員的反應是源於2019年的社會創傷。「當我們終於明白到那不純粹是意識形態或理念的分歧,也因為顧及他的感受,所以便願意不完全堅持,後來那條片也是有稍為調整的。」

Nata當時則補位承擔了關顧的角色。當各人都已心力交瘁,會後她倒跟那成員一同坐車回家,邀請對方在氣壓稍低的環境下表達多點。那段路上,她聽多了對方在溝通的挫敗、本身的煩惱。而對方這才驚覺,原來自己想法背後的深層顧慮和需要,群體這樣重視。Nata說:「開會時聽到很難理解的說法,我會傾向想知,對方發生什麼事所以如此說呢,從他說話的context去了解,多於直接批評對方。」

陳寧亦回頭解釋討論的焦躁,是因為團體期望成員對己誠實,對人坦誠,「每人都拿自己心底裡面個句出來,是100% transparency」。他再補充,他其實能理解對方的壓力。「若你一班最好朋友,圍埋迫你面對你自己,可以想像是挺痛苦的事吧⋯⋯但也因為我們是好朋友、好愛大家,才有這可能性。」

另一方面,陳寧亦深明大家的「無耐性」,有其生成的處境。當有人翌日要很早上班,自然容易覺得成員說到夜深仍說不出重點,是在浪費大家時間,甚至不尊重自己。「我們都活在資本主義的困境之下,不是有無限時間,都被工作和金錢捆綁,我們的實驗會遇到很物質的限制,是我們擺脫不到的。」他提醒,所以黑窗里重視推動結構性的改變。

在情緒翻滾的衝突之中,依然期望彼此坦誠,選擇重視和追問對方的需要,且有意識衝突背後的社會脈絡,遂對狀況有較闊的理解;事情最終得以安頓下來,不同成員在背後都下了不少功夫。

而這些,大抵有賴他們多年經營的社群文化,讓各人在共同領導的氛圍中,可以且願意表達自己的需要,同時關顧社群的需要。

靠信任跨越心理關口

靠信任跨越心理關口

要這樣互相接住大家,敢於表達想法,甚至有時坦露個人經歷和內在脆弱,可不容易,每人要跨過的關口也不盡相同。中間或會有人離開,也會有人加入。

Yentl憶述某次有成員離開,有時想起依然會傷心難過。難過是聽到成員說「你們怎怎怎」。「為什麼一起經歷的,會變成『你們』和『我』?」

Denise則指,她那陣子常回想昔日的相處片段,「是哪個位呢?是什麼事情開始讓他覺得『積』下了東西?他曾提過什麼我們沒接下去follow呢?當中有多少是我的責任,還是他也看不到其他人的狀況呢?」但那次,走到那地步,社群也沒再強求說服對方留下。

Denise感慨地明白,當一個人要走,對方會傾向見到「我們」的不同,做事方式、價值和方向的差異,多於看見「我們」一同做到的事和努力。那是接受差異的一課。

幸而除了有人離開,也有新人加入。Nata便是2016年才加入的成員。當年她獨個兒到粉嶺馬寶寶社區農場守村,抗議無理清拆,遇上德昌里社群。當時有這麼一幕,有成員問她,「你自己來嗎?你朋友呢?」Nata回了一句:「朋友?不就是你們囉。」陳寧還記得把這問題K.O得那麼有型的短髮女生,身穿一件印有搖滾樂團Sonic Youth標誌的衣衫。後來Nata加入了德昌里,頭幾年參與會議,她都是較安靜內斂的一個。

Nata自言,自己沒經歷過多少正式討論問題的經驗,最初很不熟習他們的開會模式。「有人很容易articulate到自己的想法,還可舉例子一二,咁我不行嘅,我要有時間去觀察、去試。」所以她會著意去問,「怎樣營造一個舒服表達的空間,讓各人都講得到呢?」這提問,彷彿跟她在眾籌宣傳片衝突中擔當關顧的角色一脈相承。

由最初開會寡言,到今日甚至願意接受訪問,那改變,當中有群體的信任,也有對自己的信任。Nata一直很記得陳寧說過的一番話:「他說將自己看到的說出來,是對群體的一種責任,因為我看到的其他人未必看到。而那是很大的心理關口,怎去表達清楚,其實大家都已知我道我想說什麼?會否太柒?」

那關口是怎衝過的?Nata笑道:「有部分是看到有人說了些很柒的話,但原來大家都OK的喎。有部分都有其他人鼓勵啦。」

新陣地繼續這「我們」實驗

新陣地繼續這「我們」實驗

訪談期間,四位受訪者說了好多句「我們」。這句「我們」,隨口而簡單,卻甚有分量,當中有很多要經營的共同,也有很多要處理的差異。而這可謂這班人在這割裂資本世界裡,最在意經營的事。

未來,他們還會繼續在新的實體空間經營這「我們」。新舖選址深水埗,新名「黑窗里」,將在2021年7月尾開張,會是正規餐廳。陳寧解釋,「窗」是媒介,中介了入面和外面的關係,有開一口窗之意;「黑」是無政府主義傳統的顏色,是拒絕現狀,也是擁抱未知和可能性。新舖仍會有一款主食是自由定價,閣樓仍是info shop,有版畫工作室、圖書閣,他們還打算多辦小型放映會、讀書會、音樂會、工作坊等,繼續做實驗,繼續創造不同的可能性,建立堅實可持續的支援網絡。

如黑窗里的Facebook上寫著:「『要一齊』,本身就是在世界上的一種反抗。我們希望可以集合力量,創造一個空間共同去想像實踐、互相學習、去「接住」對方⋯⋯而同時不忘照顧個胃。」

給仍在堅持搞組織的人的禮物​

最後,邀請四位,各送一份禮物給依然堅持搞組織的人。

【Remembering 2021】我們怎樣重新組合起來? 黑窗里:一場逾十年的「我們」實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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